？（079）七月四日诞生(第4/5 页)

道：「要提高生产力，除了土地改革外，灌溉与排水、种苗、肥料、机器设备甚至耕种技术、金融贷款等也都要能配合。」

「但土地改革与市场制度还是根本吧！」秀琪反驳道：「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都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，真正解决的核心还是经济诱因吧？有经济诱因农民才有动力去提高生产！」

秀琪彷彿撒娇道：「经济学我是学得很烂啦…但我大概知道以目前农民的状况，由于土地这项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不是自己的，收成又是照比例要缴给地主，所以没有很大的经济诱因。所以第一要务还是要让农民自己掌握产出，让地租降低到合理比例，这样边际效益才会大幅度提高，农民投入才会有更强的意愿。」

「嗯，你提到边际效益是没错，但在目前农业的状况上边际效益的概念不是这样应用的…」我解释道：「对于目前的农民来说，由于长久以来农业技术的低落，农民没有好的品种、没有健全的水利系统、没有肥料可以施肥只能用粪便、没有足够的动力机械与农具可以深耕犁田，所以只能用不断投入人力的方法来提高产能，而历经几百年之后现在用投入人力的方式边际效益几乎等于零，再怎么努力耕种也只是看天吃饭，没有办法根本性地增产。」
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土地改革对增产没用吗？」秀琪反问道。

「土地改革有它的意义在。虽说把土地直接交到生产者手上可以刺激生产，但这种方式最多最多也只是减少了地主阶层的剥削，事实上国家在将土地移转给农民的时候，还是透过田赋、水租、地价税等等方式，使国家成为农民的地主；对农民而言，只是国家换了一种方式来掌握农民而已…」我边注意秀琪反应边说明道：「其实无论是18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、195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同一时期中国境内的土改，更大的成分是政治性的，对基层农民来说获得土地让农民更大幅度效忠政府，但如果仔细计算，农民的负担并不见得比原本交租给地主少多少，只是交租的对象改成交给政府。」

「是这样吗？」秀琪似乎不是很接受我的说法。「没关係，下次回去我再好好查查这部分的资料。」

「农业产量提升是社会发展的基础」我故意吊书袋道：「根据民国六年的统计资料，广西省每亩水田平均生产稻穀80公斤，年总产量大约是225万吨，但之前我特别去找了我们那个世界的统计资料，1980年代广西省水田平均起来每亩年产量至少有250公斤，年总产量大约在1000万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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